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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菊地先生來台談起~~~


2000年是夢想幻滅卻也是醒覺的一年,民間的反體制力量,讓DPP匯聚、收割,在該年3月號稱本土、綠色(環保之意)、反核、站在弱勢一方的DPP獲得勝選,取得中華民國的執政地位。

正當各界期待大刀闊斧改革之際,陳水扁粗糙地宣佈了停建核四,似乎急於向當時的支持者宣告,「我完成了你們的使命!」。然而,在未做好反核教育;未釐清經濟、環保不衝突;未作好產業轉型的準備下,如此倉促的決定,只是讓反對派有機可趁,讓支持者徒呼負負。DPP成功地將此事導引為,因為該黨的國會席次未過半,反對派勢力龐大,因此僅僅能做的就是宣布停建,至於稍後的再次宣布續建,實在是因為情勢所逼,顯然也不是他們該負的責任。

    是的,我在那樣的氛圍下,度過了奔放的大學時光,2000年核四事件爭議之時,還在參與反核遊行途中,燒毀了象徵陳水扁陣營的扁帽。

    有人停歇了,很多人倦了,這是我們所追求的價值嗎?因此很多人遠離了這條反抗、反對的道路,但是核四仍持續興建中,那個政治經濟複合體的巨獸,在東北角海岸日益茁壯,但多數的人無法聞問,真的是無法!因為反體制的總體戰被民進黨收割,算是失敗了,核四只是其中一環,其他諸如勞工權益、歷史清算(今日為流行語的轉型正義),也都附加在裡面,國民黨的勢力依舊龐大。

    雖然前途茫茫,希望渺渺,但我們未曾放棄,依舊嘗試著以各種方式努力,我也在去年加入了綠色公民行動聯盟,知道了3年前就曾邀請菊地洋一先生來台一事。才知道不管局勢好壞,台灣社會仍舊未放棄找出路的機會。

    核四不只沒停建,之前一次通過8年的預算,即將用完,將在立法院的下一會期追加預算。此次再度邀請菊地先生來台,希望借重他實際參與的經驗,對日後核安檢查的可能性提出建言。

    3年前菊地先生造訪核四工地,評判出難堪的三分,因此3年後再次造訪,台電方面排出相當大的陣勢等待著。菊地先生也絲毫不客氣,室內簡報完,就主張實地勘查要緊,邊看邊指出,哪些地方有問題。老實說,同行的夥伴們以及記者,未必能在短時間內了解專業的科技智識,但態度是比較容易察覺的。台電人員對於核安、核四工地的施工品質過度自信,令人擔憂。隔天,我們拜會了中研院院長李遠哲。李院長是科技人才,接收了各方資訊,深受抑制二氧化碳學者的影響,以為核電不會產生CO2,仍然值得發展下去。菊地先生此行就要破除這樣的觀念,核電其實從挖鈾礦、發電、到核廢處理,都會產生許多二氧化碳。但是顯然要說服少數的有力者,似乎比說服多數的無力者更困難。

    非核亞洲論壇的佐藤先生一直認為日本輸出核電到台灣,簡直是二次殖民。與他們私下聊天,知道他們是深具歷史反省能力的一群,因此在14年內來了台灣2次,不遺餘力地繼續奮戰,說什麼也要阻止日本輸出的害人科技。正當他們來的幾日,台灣滿佈「紅潮運動」。我想熟悉台灣政經局勢的他,心理是相當複雜的。這一群自稱「新公民運動」、被稱為「自主公民」的群眾,昔日曾為了反核、為了罷工、為了衝撞戒嚴體制而走上街頭嗎?這個運動除了叫陳水扁下台外,看不到其他制度面的討論。


    也曾經在大學時,修讀民族學系(或稱人類學系)的課,遇到日本來的交換學生,問他為何想到台灣?他竟然說,因緣際會讀了有關台灣228事件的書,當時國民黨軍曾說,台灣人被日本奴化,所以才有這次的大屠殺,他竟以為事實就是如此,抱著懺悔的心來到台灣,尋求贖罪的方式 (要是台灣人未被日人統治,就不會遭國民黨軍屠殺了) 。這讓我想起佐藤先生的堅持,他認為核電輸出到台灣等於是再次殖民。這些外國人這麼地關切台灣,並且因過去的歷史而抱著虧欠感,就台日兩地而言,他們的作為已經彌補了過往殖民時代的罪過;就反核這件事而言,他們毋寧表現更深的關切感,一時之間,誰住在台灣,將飽受威脅,卻叫人摸不著頭緒。我輩台灣人卻比外國人更加地疏離,疏離其來有自,這又是哪一段歷史的造就呢?

    要回去日本的前一下午,菊地先生請我們帶他去淡水買貝殼。他可真是專心,一家店一看就是2小時,我坐在朝向淡水河的仙公廟,望著這片死去的淡水河,想到核四,心裡的憂悶,不知如何表達。

    去核四廠的那天下午,行程結束後的午後近傍晚時分,菊地先生也是請自救會的吳文通先生,帶他去海邊撿貝殼,仔細想想,那應該是我父母輩的回憶吧!我這代已經不知道海邊可以撿貝殼、pha chim-a(抓螃蟹)這類的事了。東北角的海岸是美,但無形的牆壁,讓我們不再接近。

    死去的東北角珊瑚礁、海岸,以及死去的淡水河口,專心的日人菊地對比日漸疏離的台灣人,老實說我們對於河川、海洋的死亡是漠視的,這並非天生的,是什麼樣的結構,讓我們輕忽?這不是在講我們不夠熱愛這片土地;或者學校教育不夠,而是那道無形的牆是什麼?如同台灣的語言問題,父母那一輩,學校禁止講母語,大部分人是拒斥的,你要禁,我偏要講;然而後來廢除了這項條例,新的這一代,卻再也沒人會去使用這個母語空間,因為上一代只是情緒上反對,未曾理性深思母語的價值與意義,主流社會又是以華語為強勢的,父母因憂心下一代被邊緣化,而選擇用華話與子女交談,成就了「失語」的一代,因此母語空間雖打開了,卻沒人使用;歷史解釋又何嘗不是如此?228、白色恐怖都可以公開談了,但心中的思想緊箍咒跟警總卻沒有消除,多數人已經祖傳父、父傳子,習慣了噤聲不語,不表示意見,那一道無形的牆還沒被打破,雖然目前看來似乎有了「民主」的參與空間,但只怕仍是不夠。

    在等待菊地先生的時間裡,這些思緒一直飄來,台灣的核四問題,與其說是什麼環境教育不夠,大家對台灣環境之美不夠熱愛;倒不如說是,過去的包袱還未被釋放,那些結構因素還在,我們沒法跳過這些問題,直接用他國的方式去反核,或者把反核只訴諸為單純的環境問題。

    晚餐後的飲酒閒聊,窗外紅杉軍的搖旗吶喊震天,佐藤、菊地先生說著昔日非核亞洲論壇,曾到印尼、韓國活動,想都沒想過獨裁者蘇哈托、全斗煥會下台,當然也沒意料高壓統治的國民黨會輸掉總統位,他鼓勵我們反核、台獨建國終有一天會實現的。

    然而,在這種社運越來愈分殊化、反體制總體戰的戰略愈來愈模糊不清之際,只講核四本身,只講環境的戰略,真能換得停建嗎?不論藍、紅、綠,大家都是在島國的歷史脈絡裡長大的,我們必須承認,現在台灣社會還沒有「公民」,唯有透過各個社運部門總體戰的辯証發展過程,尋找出路,才可能形成公民。也許是類似日本明治維新捲起的風潮;也許是第三世界被殖民地尋找生路的反殖運動;也許都不是,是我們走出來的一條新路徑。



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執行秘書 陳威志


(本文應「亞洲非核論壇」之邀撰寫,將刊登於No Nukes Asia Forum雙月刊第83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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